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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我的前半生与现在完全没有关系。　　这当然也是一种修辞，如你所见，后半生的我在这里摆弄小说，很像回事。我的第1本书，经常被评论家认为是在写自己的经历，不需要什么小说技巧，逼叨逼叨像收音机一样自顾说完就OK的货色，或者是卖肉的从自个儿大腿上切下一块放在案板上。我的第二本书，是一个所有人都死光光的侦探小说，可评论家说我不接地气，没什么深刻的内涵。当我写第三本书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全是评论家，在我看来办法就是与他们同归于尽。　　我的前半生，根据作者简介，做过工人、营业员、会计、播音员什么的，这是噱头，使我看起来像是个阅历丰富的人。经常有姑娘撑着脖子问：“路小路，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我想我要是掏过粪，你就不会撑着脖子了，至少得捂着鼻子。事实上，过来人都知道，这些经历都不算什么，等于啥也没干过，它们是人生的废话。　　我活在一个赖账的年代。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认定自己过完了前半生，它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半生的开始。那是一个极其无聊的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仿佛生无可恋，我住在红灯区附近一条小巷的旅馆里，一整夜都有人敲门，但我没搭理，主要是没钱啦。我急于将自己的半生分割在二十七岁，当然不是因为我只想活五十四岁（谁规定必须对半分呢），而是：那一年恰逢千禧，我可以把经历过的人生像扔掉冰箱里的过期食品一样，全部腾清，走向末世以外的黄金海岸。　　那天我坐在旅馆的床上，有一股写小说的冲动，但我没有纸笔。一整夜都是姑娘在敲门，这不得不让我想歪，写作的欲望是不是也和性欲一样，它有着不同的释放方式，有些很高端，有些很伤身体，有些可以直接拉去坐牢。当时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后半生开始了，终点在哪儿也不知道。后来我想起有一个姑娘说的：你总有一天会得老年痴呆症，躺在福利院的床上，落在我手里。她在福利院上班。　　那时我想，在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距离福利院很近了，或者我已经落在她手里，任何人也拯救不了我，神的光芒也照不到我。我庆幸的，就是自己感觉不到痛了。但是她又说，这种事情很难说的，痴呆老人都不会说话，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死亡状态，也许他们知道痛，但说不出来，就像也许有天堂和地狱，但去过那地方的人并没有办法回来。　　她说，因为死亡的存在，所以有了神，死神和天使，牛头马面和地藏菩萨，但从没有一个痴呆之神出现，从没有失去记忆的神。所有这些，都被归到死亡，必须等到死后才能澄清事实。这个过程令人心碎，你也搞不清痴呆中的时间是以怎样的速度行进的，也许是一瞬，也许是冥王星上的黑夜。死亡会成为仅有的事，或所有的事。　　很遗憾，这些话并不是她说给我听的，而是我的好友，杨迟同学。那姑娘真正爱的人是老杨。但这种话，用来吓唬老杨完全没用，他无所谓，他说：如果这样，就是我这辈子该你的。老杨学的是化工，后半生做的是风险投资，天使基金，这买卖有点像赌博。来自这个年代的天使并不是神在佑护你，而是神在赌你。神赌输了不赖账。　　“不要在尘世里扮演天堂和地狱”，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二十七岁那年，世纪末和千禧年按时到来，我被那姑娘当年的狠话放倒了，觉得自己终有一天会躺在福利院的床上。这种事不能多想，更不能写，容易变成谶语。譬如我喜欢的作家，有的在小说里写自己会心脏爆掉，结果真的爆掉，有的说自己会消失在天边，结果开飞机栽下来了。但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在小说里设定了自己的多种完蛋方法，马上风也写，有谶必中，除了被推土机碾死这条，我觉得没必要，太惨。　　我对那姑娘说，我后半生在黄金海岸度过，至于前半生，我胡说八道写到小说里，你可以把它和其他胡说八道的小说混着看，你不用懂什么虚构理论、叙事和结构，因为我也没搞懂，但你得有点诗意，仅此一条是我对你的热望。诗意是危险的，诗意是矬人和诗人共同呼吸的空气，共同使用的草纸。请你拉上窗帘，替我遮挡下午的阳光，这一瞬间回头看我一眼，发现我痴呆的眼神似乎认得你。你他娘的一定会感到惊慌，因为你也老了，只能在失去智力的我的面前假装小女孩，但我他娘的一点也不介意，我就算有智力也不介意，我愿意在每一个年代，用这种眼神看着你。　　我是路小路，我在这里，讲所有人的故事。　　　　第一部 谬种　　　　1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而我和小苏在后座，小苏仍然一副病歪歪的样子，我扛住他，一言不发。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去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中间一个圆圈所剩无几。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地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温和的人就是他，诚实的是他，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出租车向后猛退，慌慌张张消失在路口。其实路蛮宽的，他可以调头开出去，但这司机是真的被吓坏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啊。”　　杨迟说：“那就算了。”　　走了一段路，小苏说他舒服了些。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脚下的石子一个个棱角分明闪着雨水的光泽，道路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前方有什么。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我们没有带伞，顶着细雨往里走，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四周很安静，监狱周围也是这样的。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了。我们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两者的区别在于福利院里还有很多老人，很多残疾人，很多智障。直到不久前我才搞清楚。　　领养的问题倒是早就知道了，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从法律意义上说，孤儿，属于国家，想从国家手里得到一个孩子是何其艰难的事。九七年的时候，电视上有很多关于孤儿的热门新闻，有爱心的人资助他们，为他们改善伙食之类的，甚至周末带出去逛逛动物园，这叫做“认养”。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上海有一个姑娘认养了孤儿，新闻采访，拍纪录片，后来戴城也出了这样的好人，那就是杨迟。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白胖中带点浮肿，架着眼镜，坐着显得端庄，站起来一说话异常干练。除此之外，我不想用任何刁钻的比喻对她进行修辞，因为她是院长。我本能地害怕她，我认为，成为孤儿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我爹妈运气稍有不好，我就可能落在杨院长手里。当然，我已经冲出牢笼，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成年人了，中途未有任何差池，这值得庆幸。　　老杨准备了工作证、身份证、团员证，杨院长全都没看，由于事先已有预约，老杨不必再重述自己的来意，杨院长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老杨打了个哈哈。我挺起胸，努力掩饰着身上鬼鬼祟祟的气质。至于小苏，他一贯是个好青年，他要是不发烧就更好了，现在他看起来是三个好青年之中矬的。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这才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小脑袋刚冒出课桌。我怪同情地看看蔺老师，这班学生没法教，文化程度差得太大，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整个教室坐得满满的。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末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1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需为此动容。于是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我要是把这个话说出来，后半辈子一定做很多噩梦。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不像是放了油的样子。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淡淡地说：“所以我们需要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