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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课

序章    我的前半生与现在完全没有关系。  这当然也是一种修辞,如你所见,后半生的我在这里摆弄小说,很像回事。我的第1本书,经常被评论家认为是在写自己的经历,不需要什么小说技巧,逼叨逼叨像收音机一样自顾说完就OK的货色,或者是卖肉的从自个儿大腿上切下一块放在案板上。我的第二本书,是一个所有人都死光光的侦探小说,可评论家说我不接地气,没什么深刻的内涵。当我写第三本书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全是评论家,在我看来办法就是与他们同归于尽。  我的前半生,根据作者简介,做过工人、营业员、会计、播音员什么的,这是噱头,使我看起来像是个阅历丰富的人。经常有姑娘撑着脖子问:“路小路,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我想我要是掏过粪,你就不会撑着脖子了,至少得捂着鼻子。事实上,过来人都知道,这些经历都不算什么,等于啥也没干过,它们是人生的废话。  我活在一个赖账的年代。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认定自己过完了前半生,它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半生的开始。那是一个极其无聊的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仿佛生无可恋,我住在红灯区附近一条小巷的旅馆里,一整夜都有人敲门,但我没搭理,主要是没钱啦。我急于将自己的半生分割在二十七岁,当然不是因为我只想活五十四岁(谁规定必须对半分呢),而是:那一年恰逢千禧,我可以把经历过的人生像扔掉冰箱里的过期食品一样,全部腾清,走向末世以外的黄金海岸。  那天我坐在旅馆的床上,有一股写小说的冲动,但我没有纸笔。一整夜都是姑娘在敲门,这不得不让我想歪,写作的欲望是不是也和性欲一样,它有着不同的释放方式,有些很高端,有些很伤身体,有些可以直接拉去坐牢。当时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后半生开始了,终点在哪儿也不知道。后来我想起有一个姑娘说的:你总有一天会得老年痴呆症,躺在福利院的床上,落在我手里。她在福利院上班。  那时我想,在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距离福利院很近了,或者我已经落在她手里,任何人也拯救不了我,神的光芒也照不到我。我庆幸的,就是自己感觉不到痛了。但是她又说,这种事情很难说的,痴呆老人都不会说话,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死亡状态,也许他们知道痛,但说不出来,就像也许有天堂和地狱,但去过那地方的人并没有办法回来。  她说,因为死亡的存在,所以有了神,死神和天使,牛头马面和地藏菩萨,但从没有一个痴呆之神出现,从没有失去记忆的神。所有这些,都被归到死亡,必须等到死后才能澄清事实。这个过程令人心碎,你也搞不清痴呆中的时间是以怎样的速度行进的,也许是一瞬,也许是冥王星上的黑夜。死亡会成为仅有的事,或所有的事。  很遗憾,这些话并不是她说给我听的,而是我的好友,杨迟同学。那姑娘真正爱的人是老杨。但这种话,用来吓唬老杨完全没用,他无所谓,他说:如果这样,就是我这辈子该你的。老杨学的是化工,后半生做的是风险投资,天使基金,这买卖有点像赌博。来自这个年代的天使并不是神在佑护你,而是神在赌你。神赌输了不赖账。  “不要在尘世里扮演天堂和地狱”,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二十七岁那年,世纪末和千禧年按时到来,我被那姑娘当年的狠话放倒了,觉得自己终有一天会躺在福利院的床上。这种事不能多想,更不能写,容易变成谶语。譬如我喜欢的作家,有的在小说里写自己会心脏爆掉,结果真的爆掉,有的说自己会消失在天边,结果开飞机栽下来了。但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在小说里设定了自己的多种完蛋方法,马上风也写,有谶必中,除了被推土机碾死这条,我觉得没必要,太惨。  我对那姑娘说,我后半生在黄金海岸度过,至于前半生,我胡说八道写到小说里,你可以把它和其他胡说八道的小说混着看,你不用懂什么虚构理论、叙事和结构,因为我也没搞懂,但你得有点诗意,仅此一条是我对你的热望。诗意是危险的,诗意是矬人和诗人共同呼吸的空气,共同使用的草纸。请你拉上窗帘,替我遮挡下午的阳光,这一瞬间回头看我一眼,发现我痴呆的眼神似乎认得你。你他娘的一定会感到惊慌,因为你也老了,只能在失去智力的我的面前假装小女孩,但我他娘的一点也不介意,我就算有智力也不介意,我愿意在每一个年代,用这种眼神看着你。  我是路小路,我在这里,讲所有人的故事。    第一部 谬种    1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而我和小苏在后座,小苏仍然一副病歪歪的样子,我扛住他,一言不发。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去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中间一个圆圈所剩无几。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地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温和的人就是他,诚实的是他,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出租车向后猛退,慌慌张张消失在路口。其实路蛮宽的,他可以调头开出去,但这司机是真的被吓坏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啊。”  杨迟说:“那就算了。”  走了一段路,小苏说他舒服了些。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脚下的石子一个个棱角分明闪着雨水的光泽,道路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前方有什么。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我们没有带伞,顶着细雨往里走,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四周很安静,监狱周围也是这样的。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了。我们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两者的区别在于福利院里还有很多老人,很多残疾人,很多智障。直到不久前我才搞清楚。  领养的问题倒是早就知道了,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从法律意义上说,孤儿,属于国家,想从国家手里得到一个孩子是何其艰难的事。九七年的时候,电视上有很多关于孤儿的热门新闻,有爱心的人资助他们,为他们改善伙食之类的,甚至周末带出去逛逛动物园,这叫做“认养”。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上海有一个姑娘认养了孤儿,新闻采访,拍纪录片,后来戴城也出了这样的好人,那就是杨迟。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白胖中带点浮肿,架着眼镜,坐着显得端庄,站起来一说话异常干练。除此之外,我不想用任何刁钻的比喻对她进行修辞,因为她是院长。我本能地害怕她,我认为,成为孤儿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我爹妈运气稍有不好,我就可能落在杨院长手里。当然,我已经冲出牢笼,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成年人了,中途未有任何差池,这值得庆幸。  老杨准备了工作证、身份证、团员证,杨院长全都没看,由于事先已有预约,老杨不必再重述自己的来意,杨院长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老杨打了个哈哈。我挺起胸,努力掩饰着身上鬼鬼祟祟的气质。至于小苏,他一贯是个好青年,他要是不发烧就更好了,现在他看起来是三个好青年之中矬的。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这才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小脑袋刚冒出课桌。我怪同情地看看蔺老师,这班学生没法教,文化程度差得太大,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整个教室坐得满满的。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末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1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需为此动容。于是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我要是把这个话说出来,后半辈子一定做很多噩梦。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不像是放了油的样子。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淡淡地说:“所以我们需要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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