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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由“批判”和“建构”两部分组成。前者体现在对20世纪中期“解释社会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上，后者则体现在对“社会学方法”的新构想上。本书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吉登斯对于社会学方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上的话，本书是理解其灵感来源的一本重要著作。结构化理论的灵感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客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清理上；二是对解释社会学方法的反思，主要是对“主体主义”理论传统的反思。结构化理论将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优点揉合在一起，同时又摒弃其不足。本书所阐述的内容正好是对主体主义理论传统的反思。在本书中，吉登斯以对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始祖作为反思的起点，系统清理了以舒茨、温奇等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以伽达默尔、阿贝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解释学和批判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流派尽管注意到了“行动”在社会分析中的重要性，但存在种种缺陷。比如，仅仅将行动视为“有意义的”而非“实践的”，未将权力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未注意到社会规范或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未能更多的讨论制度变迁及历史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分三个层次提出自己的观点：一是对于能动行为、交往意图、行动合理性等的理解，从个体心理层面建构起有关人类行动的理解；二是超越对行动的“个人化”理解，从行动分析延展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分析，考察人类行动如何形成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三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提升，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当秉持“双重解释学”（结构二重性概念）的立场，并为此提出这一解释立场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