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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为等着发稿的卷首语发笔，都像是又撕下一页新的日历，那工作日志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整个团队的日常操作，既包括学理的研讨、话题的开拓，和收稿的欣悦、退稿的失望，也包括额外的加班、苦熬的长夜，和校对的琐细、等候的无奈……的的确确，在一本装帧齐备的杂志背后，就是有那么多繁杂的事务与麻烦，并不像它的封面那样干净整洁。——可无论如何，一旦熬到了今天这个界碑，所有的哕嗦麻烦就都要翻过去了！而还值得继续关注的，只在于些个辛苦到底值也不值？或者更具体地说，它在让我们备受折磨煎熬之余，有没有哪怕些微地换来知识的进境？　　论文栏一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西方的古代哲学，乃至它同现代生活的某种关联。克里斯托弗-拉普的文章，梳理了分析哲学与古代哲学的相遇、联姻，以及这种连接发展到当下壮观局面的历史过程。按照作者的梳理，此种相遇始于牛津既重视古代哲学，又重视哲学分析的传统；而它在经历了罗斯、赖尔和奥斯丁这些早期“英雄”的推进后，又在欧文、阿克瑞尔、弗拉斯托斯那里结出了硕果。此后，他们的学生又光大了这个新的传统，极大地扩展了早期学者的较小关注面，且在方法论上也变得更加多样。这样一种研究的进路，既让当代哲学真正能受益于古代思想，也使古代哲人赢得了当世的尊重。在另一篇文章里，迈克尔·埃勒则指出，伊壁鸠鲁主义向被认定是远离政治，而在政治学说上则属于律法主义，但这两种看法都属于误解。事实上，伊壁鸠鲁主义者区分了两种政治，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那只不过是提供外在的安全，而且这种政治又需要法律的保障，这也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不愿参与的；可除此之外，也还有另一种“真正的政治”，即一种针对灵魂的“内在的政治”，它不需要法律就能发挥作用，对此伊壁鸠鲁主义者则乐于参与。根据作者的爬梳，这种“真正的政治”，可追溯到柏拉图在《高尔吉亚》借苏格拉底之口进行的论述，相关的内容又经由亚里士多德而被伊壁鸠鲁主义者所吸收。　　论文栏第二组尝试或从哲学，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庭以及家庭文化。刘东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指出，在中国文明的固有传统中，家庭的文化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盖因为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曾把这种规模小的社会细胞，当作了培植普遍仁爱之心的温床，并进而视作发挥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可与此同时，这种在起始处的“特殊主义”，却在经典儒家的平衡学说中，被引向了指归处的“普遍主义”。这样一来，既“始于家庭”又“达于天下”的儒学，就向人们传达出这样的教诲：尽管家庭属于基本的社会单位，却毕竟又属于小的社会单位，故而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单位里，应当首先习得“仁者爱人”的社会情感，再把这种修养逐渐推广到社会去，而不是只把家庭据为“谋私”的营垒，再想方设法地跟整个外在社会为敌。就此而论，其实像“家族传承”这样的念头，既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蕴的，也可以是毫无文化可言的；既可以是很有社会担当的，也可以是全无责任心的；既可以是纯属自私的行为，也可以超过这样的杨朱立场，而把关切推广到整个社会去。在另一篇文章里，江绍龙、郝瑞对于中国家庭文化的观察、阐释和分析，则立足于社会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相比于文化功能和伦理话语的梳理，他们更关注核心家庭内部这一微观世界中的实际做法和协商过程，并把这些具体而微的家庭实践置于宏观语境，以便在国家层面上的家庭政策和全球性社会变迁中，来分析家庭功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维系的动力机制。按照作者们的看法，传统的男权家长制家庭功能的运转，向来都围绕代际轴线和性别轴线这两条主轴进行。而在新经济时代，一旦家庭不再是重要的经济单元，而家长也不再掌控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家庭的重心便会朝性别轴线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