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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仅从一般论者强调的“抒愤”来解释《聊斋志异》创作发生的原因是很不够的,蒲松龄的创作心理既存在着自娱、娱人的因素，也有着苦闷和不平的心态，同时还潜藏着情与性的复杂心理；《聊斋志异》的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作者的移俗入雅，雅俗同体；《聊斋志异》这些独特的艺术表征和文化蕴涵一百多年来吸引着国外汉学家的广泛关注，而揭示其在英语世界得到接受和传播的深层原因、其译介策略和理念及其对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正是本书的又一论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