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1573―1644 上）
周振鹤：晚明时代，在思想上从王学到东林到复社的变化，政治上、经济上有张居正的改革。外部则有葡萄牙人的入侵、耶稣会士的来华以及西学的进入。但是这三个因素未能有机结合而产生颠覆旧制度的大力量，晚明灭亡，满洲入关，一切重新开始。 葛剑雄：《晚明史（1573―1644 上）》改变了人们对晚明历史的很多误解，也揭示出一个如何让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入书本，为一般民众知晓的问题。 唐力行：读《晚明史》，不仅令国人为曾经坐失良机而扼腕长叹，更重要的是能启迪读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进行深刻的反思，了解坐失良机的必然性。 熊月之：作者视野宏阔，相当熟悉国内、国际晚明史研究动态，对学术界关注的“全球化”等问题，作出明晰的回应；对晚明史上许多重要问题，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复社问题，均提出己见，要言不烦。 范金民：这部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年七十余年的专著，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晚明史（1573―1644 上）》论述的晚明史，起于万历元年（1573），迄于崇祯十七年（1644）。 《晚明史（1573―1644 上）》观察晚明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在于晚明与世界的联系。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之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邻近国家传统的朝贡贸易之外，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而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贸易逆差之中，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包括中国派出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播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科学与文化。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通过澳门这个中西交流的窗口，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 《晚明史（1573―1644 上）》演绎晚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现了叙事史学的结构与魅力。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加剧了自身内在的矛盾，特别是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笔触，再现晚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并揭示其深刻的教训。作者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在关于晚明时期“倭寇”、“市镇”、“新政”、“党争”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