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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在清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尤有专长，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同时，他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有建树。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说：“戴逸先生和张卓元先生心怀祖国，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不追风，不赶潮，独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动。” 《中国抗战史演义》作于1951年，在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本普及型读物有着极大的社会效益。《中国近代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先从思想理论角度撰写历史的近代史著作，梳理了整个近代史的脉络。从1978年起，戴逸先生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利用中、俄双方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再现了条约谈判的全过程，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备要，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要还原历史真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学术创新，既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要使新《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尽量使思想性与学术性达到完美统一，使新《清史》成为传世佳作。同时，在编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所以说，戴逸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著作对学界和非专业大众读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经久不衰。而戴先生从未有过文集出版，他的著述散见各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编排，尤其是主持编纂《清史》以来的文章尚未经过系统整理，这一直是学界一大憾事。此次出版文集，系统整理了戴先生治学之初至今的全部著述。《戴逸文集》拟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专著、文章（专论、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10卷本的文集，总规模约700万字。因此这部《戴逸文集》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既是戴先生多年治学的成果精华，也是后辈学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必读之书。 《戴逸文集》对历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带有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成果属国内一流水平，并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