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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着力分析苏词中所表达的人生哲理，苏轼对祸福、荣辱、生死的理性思考，对人生的短暂与永恒、虚幻与实在、形相与底蕴、意义与价值的感受，并仔细剖析他创造哲理意境的五种途径。分析切实，论证周密，为“形上词”说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谈到诗词中的叙事性，诚然，比起西洋文学，我国长篇叙事诗不够发达，但不能忽视抒情诗词中的叙事要素。众所周知，况周颐曾秉承王鹏运的见解，提出“重、拙、大”之说，成为词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他晚年所编《历代词人考略》卷八“柳永”条后按语中，又提出补加一个“宽”字：“‘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吾读屯田词，又得一字目‘宽’。……向来行文之法，最忌平铺直叙，屯田却以铺叙擅场，求之两宋词人，正复不能有二。”况氏的“宽”字诀，是对词的叙述艺术某一境界的概括和总结，对“六义”之一“赋”法的补充与发挥。探究宋代诗词艺术，这实是一个很有学术生长点的研究视野。陶先生专力研究苏诗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迸二百首苏诗中分析其人物诗的一般特点，对其叙事与抒情的结合，以写照传神为旨归等，均有会心之处。即使在论及苏轼写景词时，也注意到线状铺叙法与环状、块状铺叙法的差异。铺叙当然与情、景、事、理都有关系，但究以叙事（故事、人物）为重点。 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是如此深邃精妙，绚丽诱人，虽已有许多论著问世，却未达到穷尽的地步。陶先生的学术素养和艺术感悟，为他提供了继续精进的良好条件。他表示要进一步努力，写出“有新意有深度”的苏学著作，我乐观其成，相信他一定能为这个研究领域再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