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重点落在一个“病”字上，国家病了，个人病了。国家之病在于转型之难，共识破裂。纵览青史，当统治阶级不得不回应民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时，往往会打大文化牌，将“病灶”推到道德上，转移视线地告诉大家：只要每个人都正心诚意了，社会风气自然就好了，无需改变制度。于是，唯制度论者和唯文化论者开始死掐。个人之病在于每一个体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他曾经厌恶和反对的那个人。突出的代表便是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