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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晚，现在*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年）；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年）。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着作比集大成的着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1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1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此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受限，许多现在觉得非常简单的字，当时大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海博物馆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重要，通假其次，字义排在*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某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綫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户纸，一捅就破。文字破译，用不着饶费口舌。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