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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距今約一百年張之洞作《勤學篇》，內中提及「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上的根據。 一百年後我們的食衣住行，對人態度、社會習慣，以及日用辭彙，都與晚清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別，看來接受西方經驗多，全部因襲於傳統的有限。這並非我提倡應當如此；而是實際的發展確已如此。 況且我們所引用的「體」與「用」也與前人所敘不同。在我看來，體是組織結構，對一個國家來講，包括政府行政系統，及於修憲與選舉，軍備與預算等。就此看來，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響大，保留舊有的習慣少。即是今日之懸國旗唱國歌，參加國際會議與競技比賽，都與體制有關，也都與西方習慣銜合。惟獨「用」乃是精神與效能的發揮，反可以保持中國人的習慣與長處，做到張之洞所謂「知本」。 一百年前若有人預知今日中國效法西方之程度，必定會蹙首長嘆。這也是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作界限之用心。殊不知我們所謂「西學」，大概不過現代的思想與技術，絕大部分只在近五百年內發源於西方。即是西方每一個國家從「朝代國家」改造而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亦即從中世紀社會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也都要經過一段折磨，也都曾在棄舊從新的過程中感受到體與用間的徬徨。既然如此，我們早已經無庸為著「華夷之分」而躊躇。今天父母送孩子上學，也必叮嚀他們注重外交，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學不算，還要在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