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读书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每一个国家都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强者恒强，而欠发达国家却往往多灾多难？世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在运转着？ 经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即新兴七国）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温铁军团队再次执笔，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次研究所选取的七个国家包括：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农村分布广泛，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以及始终受制于“单一化”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并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而遭受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七个国家七个故事，虽然他们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以及当前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将他们放在一起观察，却还原了世界格局的本来面目，对于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如何走出发展困境，都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Z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告别百年激进》的姊妹篇，温铁军向我们剖析了“现代化”的问题乃至造成的现实危害，将国内外的很多问题，比如国际上的南北差距、国内的城乡差距、贫困问题等都“归结”为是“成本转嫁”导致的。总之，“成本转嫁”在国内外是普遍广泛存在着的一种现象作者认为：是“现代化”造成了“成本转嫁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要在推进现代化，“成本转嫁”就是客观普遍存在着的，跟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没有关系。　　温铁军认现代化困境的破解之道在于“去现代化”，关键的要求在于：一，在国际上“去依附”，主要是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去依附”，由此阻止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的现代化成本继续转嫁给中国，为此要慎重地对待全球化，保持独立自主，不能迷信全球化乃至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同时重视中国特色的问题与经验；二，在国内“去城市化”，要推进乡村建设，重视乡土社会或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意义，不再迷信城市化与“唯城市化”，包括保护好小农经济，促进农民的组织化建设，保证乡村社会承受现代化危机的能力还还在，进而降低城市经济波动的代价或影响；三，在发展上要超越“工业文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此也就降低了工业化中资本及其造成的危机所带来的“成本转嫁”。 　　所谓成功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在占有现代化收益的同时把他们的成本转嫁到了后发国家或地区；所谓失败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把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被动、甚至积极地承载了先发国家的巨大成本。 通过对 “成本转嫁理论”的理解，就会对先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成功，后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失败有清晰地认识，就会明白如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尝试对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国家总体安全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构建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本书内容涉及：国内外宏观形势分析、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比较、乡村文明复兴与乡村治理模式探讨、社会化农业、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当前农业农村政策、农民合作组织、东亚小农结构、农民工等。 当返乡已成为知识分子春节期间书写或臆想的题材时， 当农村已被网络新世代用“风口”和“互联网+”包装起来后， 当北上广已被都市白领们纠结于逃离还是回归的选择时……有这样一群青年人，从十二年前，就开始选择回到乡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坚持至今，甚至将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这不算太短的十二年中，又是怎样的情怀激荡，让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在资本与发展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回到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之中。本书选择了2005-2015十年间，在温铁军领导下，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人才计划”学员从事乡村建设的故事，回顾个人在时代背景下、在乡土社会中，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并在与土地、与乡村、与农民的互动中，反思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甚至社会变迁的关系。 本书收录的这些案例，主要由作者带领的乡建团队和科研团队，在亲自参与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乡村建设实践和调研中整理形成。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折射出中国朝向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转型就体现在基层农村的干部群众和下乡青年人的努力奋斗之中，与之有关的宏观政策演变前后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从1999年中国主要决策者提出以人为本，到2005年新农村建设，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再到2013年确立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2017年强调乡村振兴，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 工业文明飞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农业困局，农业困境和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呢？答案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产业化农业向农业可持续回归。本书第一章以人类文明发展受气候变迁巨大影响之竺可桢假说为楔子，论述人类农业文明受地理气候自然等约束而具有先天的差异性及其演化，阐述了农业的本质以及农业与生态的密切关系。第二章论述主客二分是全球生态危机的认识论根源，归纳了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天人合一”的农业可持续的理论资源。第三章论述了殖民地国家大农场农业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模式”，欧洲宗主国中小农场农业的“莱茵（Rhein）模式”，以及未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农业的“东亚模式”的世界农业“三分天下”的格局。第四章梳理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可持续农业，因国家工业化和地方政府工业化以及全球化的制度性改造，以及生物化、化学化和机械化的技术性改造，面临危机；提出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回归。第五章归纳了浙江丽水、宁夏隆德、重庆城口以及贵州罗甸等地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第六章简介了农业可持续的国内外经验，通过国际比较视野研究，指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