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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幕；1911年，清室退位，辛亥革命催生出了一个新中国。前者尴尬地意味着帝国中兴，后者一度被寄望为民族新生。在这似是而非的中兴与新生之间，有一个王朝日趋一日地走向穷途末路；更有一个新时代艰难地萌芽和恣意地生长。 洪秀全不满足于只做精神领袖、斌椿努力想用儒家术语把西方“清廷化”、曾国藩深信可以用“以命抵命”的模式处理教案、那些归国的幼童成了有原罪的“思想犯”、维新领袖康有为作伪成癖……这些历史的细节背后，都潜伏着成败的契机；也唯有在《中国（1864-1911）》的细节里，才能窥见那一段历史的真实表情，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这本《中国（1864-1911）》只是一种追问的方式，并未得出追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