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闻必录”是横贯晚清民国报界极具感召力的新闻口号，它自1870年代被《申报》引入报刊之后，便长期盘踞在新闻界的话语舞台上，堪称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口号。然而，历史上风行一时的“有闻必录”却给今人留下了种种困惑：（1）该口号从何而来，它有着哪些具体内涵，其发展演进宏观历程究竟是怎样的？（2）对中国新闻界来说，这样一个口号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在历史语境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到底在哪里？（3）这样一个在实践操作中有悖常理的新闻认知，为何会在中国新闻界兴起，又为何能够有着绵延长久的生命力？循着“新文化史”的宏观取向，借助历史文献、话语分析等研究办法，本书试图从整体上勾勒“有闻必录”口号的演进脉络。本书之重心，就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揭露该口号的兴衰动因，进而回答上述几点困惑。本书的主体内容共六章，以时间为线索展开了叙述。前三章主要考察了“有闻必录”在报界出现、扩散与风行的兴起历程，后三章则探讨了该口号被质疑、坚守乃至被抛弃的衰退经过。就兴起阶段而言，“有闻必录”的出现与《申报》的商业诉求密不可分，它形塑了新式报刊在新闻活动中的“有闻”优势；此话语优势，在“史家记事”等古典文化传统的阐释影响下，逐步具备了正当地位，被更多的报刊接受；20世纪初，在新闻界的管控背景下，“有闻必录”成为了新闻人反抗“不录”管控的“必录”抗争话语，进而风行了整个新闻行业。就衰退阶段而言，“五四”时期知识精英站在西方新闻理念等思潮下的集体反思首次强烈冲击了该口号存在的正当性基础，精英话语开始呼唤新的活动准则；面对此景，新闻从业者虽开始了自我反思，却也因政界的打压与新闻活动的分化等现实因素的存在，始终对其不乏坚守；待到1940年代前后，在战时的新闻动员与政党新闻业的报业改造过程中，新闻活动渐渐形塑了新的行为规则，“有闻必录”存在的合理性因素全然丧失，成为了一个在批判中被不断言说的口号。在此基础上，本书表示，“有闻必录”应当被视为一个形塑中国新闻活动边界的本土话语，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该口号讨论的“闻”与“录”话题，触及了新闻活动中关于信息采集与发布这一根本的边界问题，其兴衰历程展现了中国新闻业对于“如何从事新闻工作”的自我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本土报业实践语境的融入，使得这一颇具“地方感”的行业话语参与到了新闻活动的边界塑造中，影响了中国新闻业的面貌呈现。此外，时人在历史语境中对“闻”与“录”关系命题的回答，将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下新闻活动及其边界问题提供有益启发。关键词：“有闻必录”；口号；兴衰；新闻活动；中国新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