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文论失语症”已经如此严重，已经影响到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那么，如何根治“失语症”也就成为必须展开的重要课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同样率先由曹顺庆先生提出。随后，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总体来看，重建方略包括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本。在《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曹顺庆先生认为“失语”就是“失家”，所以“重建”的第一要务就是返回自己的语言与精神家园，发掘整理传统文论话语，以取得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的资格，然后在对话中凸显与复苏中国文论话语的精神与力量。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学评论,1997(4)此后，其他学者也表达了相近的意见。如张少康先生认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J］文学评论,1997(2)毛宣国先生认为：“我们应大力提倡中国古代文论那种重人文、重鉴赏品评、重批评实践的传统，充分吸取其辩证缜密、圆融通达的批评和思维智慧，以丰富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毛宣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建构［J］江海学刊,1997(2)钱中文先生以为：“没有对古代文学理论的认真继承和融合，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很难得到发展，获得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J］文学评论,1996(1)张海明先生说：“传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本、是根，是一个民族自身历史的心理沉积。”张海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J］文学评论,1998(1)总之，以古代文论为本根的论者都坚信，只有充分弘扬民族文学理论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文论话语才有可能实现。近年来，曹顺庆等对“话语重建”又有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杂语共生”曹顺庆中西文论杂语共生态与中国文论的更新过程［J］思想战线,2004(4)和“西方文论中国化”曹顺庆,邹涛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三峡大学学报,2005(5)的主张。这些主张的合理性自不待言，然而，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没有得到承认和重视。在持此类观点的学者看来，由于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切断了与古代文论的联系，实际是由西方文论移植而来，丧失了中华民族文论的个性与特征，因而也就在“文论话语重建”中被取消了资格。这一论断的值得商榷之处同样在于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构建说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不仅将其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割裂了出来，也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形成过程的全部复杂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以古今中外文论为本根实现综合创造。持此论者认为，在文论话语重建问题上需要胸襟开阔，气度恢宏，只要是人类文化（文论）遗产（不论中西古今）中优秀的成果，都是应该接纳的对象，连类古今、融通中西才是文论话语重建中最重要的方略。敏泽先生说：“举凡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在采纳、吸收的范围，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要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辨证综合的再创造。”“立足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或主体精神，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综合创造，这是我国新的美学和文论发展的唯一健康而科学的途径。”敏泽综合创造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的未来走向的问题［J］文艺研究,1999(4)从表面看，综合创造因为顾及到了古今中外的文论资源，应该说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建设构想。从理论和逻辑上看，综合创造论似乎也无懈可击。因为理论建构如果要避免成为空中楼阁，就必然要有所凭借，就必须从古今中外的文论资源中汲取营养，从古今中外文论建构的成功和失败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建构获得开拓性。然而，这一在表面看来和理论逻辑上都极佳的方案，在具体运用和实践中是否可行却是值得怀疑的。不仅中西文论之间的异质性不可低估，古今文论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因此，作为一个遥远的理想不妨存在，但具体的实现途径和有效操作还需要继续探讨。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第三种主张，也就是在尊重古代文论价值，积极吸取西方文论话语的同时，应该优先继承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传统，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当前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与发展的观点，以朱立元先生在《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文学评论,2000(3)一文最具代表性。首先，朱立元先生认为，对所谓“传统”应该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并不就仅指“古代文化”，应该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与丰富性。他说：“一般说来，古代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但现代文化似乎也不应排除在文化传统之外。现在我们面前的传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19世纪前的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一个是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一个传统，而无视或轻视后一个传统，更不能认为后一个传统完全是反传统或与传统整体断裂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具有较大合理性的。从当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实际与现状来看，不能不承认，相比较而言，古代文论在时空距离上更远，差异性更大，影响更为间接，更具有陌生感与隔膜感。因此，“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毫无疑问应当首先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由此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这个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就是我们发展新文论的根。我们寻‘根’，‘根’就在我们脚下，而无须退回到百年以前的古代文论传统中去寻。以本民族的文化或文论传统为根，本没有错，但是承认古代文化、文论为传统，而不承认现代文化、文论为传统，进而主张退回到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中去，以此为本根建构当代文艺学，就失之偏颇了。”其次，朱立元先生认为，必须正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这一新传统与古代文论传统之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也有着继承关系：“在新旧两个传统之间虽然存在质变与断裂即‘异质性’一面，但同样存在着保存与继承关系的另一面。19世纪以前的古代文论传统与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新文论传统之间，虽然有过像‘五四’那样‘猛烈改变’的‘革命的时代’，虽然这种改变带有根本性，但在两个传统的深层，还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正是这种新旧传统之间的保存关系，使两个传统之间不只断裂，还有承继；不只有根本上的异质变动，还有局部的同质保存。所以，在现当代文论中，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吸纳了古代文论传统中许多有价值、有生命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论虽然大量借用过西方话语，但就其处于同一传统的延伸、发展、深化的过程中而言，它还是始终站在自己的传统上，说着自己的话语，并不存在‘失语’问题。”最后，朱立元先生认为，当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根本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于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将问题的源头追溯到“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头上来，认为其与古代文论传统的“断裂”是罪魁祸首，是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没有道理的片面化、简单化思维。 朱立元先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得到尊重，阐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和古代文论传统有着割裂不断的继承关系是一回事，如何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自身出发，更为细致、切实地辨析出这种继承关系是另一回事。停留在与“文论失语症”论者、“全盘西化”论者、“断裂论”者，以及“重建”与“转换”论者中带有明显偏颇倾向的观点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不够的。客观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在持上述观点的学者那里成为一个盲区，被忽视或得到不公正的评价，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自身的研究出了问题。看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更需要转换研究思路。 三、需要转换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