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对战国两汉文献做了细致解读，考察古代中国关于动物的文化观念，分析动物观与人类自我认识的联系，探讨动物世界在圣贤概念和社会政治权力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对人在诸多物种乃至天地间地位的认识深受动物观的影响，并就这种影响展开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并未执意为动物、人类和鬼神等其他生灵勾画清晰的类别界线或本体界线，而是把动物界安放在有机整体和诸多物种的相互关系中。整体中的生灵万类，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文化的一面；彼此关系的特点，在于互相影响，互相依赖，浑然一体。《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是一本关于早期中国与古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的论集，收录了七位不同作者撰写的专论，其中的五篇为提交给斯坦福大学2005年名为“帝国研究：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与地中海文明史”国际会议的论文。各论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个向度，提供了重新观察、审视和反思中西方中古历史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缀珍录》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境外各地让刚刚起步，山中国女性的作品汇聚而成的宝库也还在等待着各国学者的开掘。本书仅仅粗浅地叙述了在一段短暂的历史时期中，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实际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习见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料：纪传碑铭、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献。这些涉及到妇女及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字既出现在男性的经世致用文章——官员们为管理地方事务拟就的一些有关政策的建议——之中，也见于男性以礼仪、艺术和文学为对象撰成的学术文章之中。将这些习见的、由男性书写的史料与妇女自身的作品相参照，便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传记表文为最丰富。有关中国女性的传记，已经被刊刻的就不下数千种。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学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碑传铭殊、或是短篇打述中发现它们——文集的作者总会写到他热爱和钦佩的女性。在这些作品中备受推崇的女性大多数是作者本人的或者亲朋好友的祖母、母亲、诸姨姑婶和继母，还包括那些在西方或可以称之为圣徒的有德之人（女道土或女尼），还有一些以勇敢著称的女英雄（为父申冤、虎口救母等等）。到了帝国晚期，亦即…以宽泛地定义为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的这个时期，所谓的列女传，事实上记述的已经全都是（因力拒强暴而死或自杀以拒辱的）烈女或拒不再婚守节终生的寡妇的事迹。《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是由信奉千年末世思想的白莲教不断发动的起义中的一次。《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详细探讨了白莲教的信仰、其内部组织和教派活动。作者描绘了这些通常只是关注日常宗教事务的孤立小教派是如何转变为一场宣称千年王国到来的反叛运动的，以及他们如何竭力挑战现存的政府，宣布一个“无穷富贵”时代的降临，而最终归于失败。韩书瑞之所以能对这次起义一幕幕地再现，靠的是她利用了四百多被俘反叛者的供词。这些材料以难得的详尽揭示了具体人的个性、宗教信仰以及清朝时期的日常生活。此外，靠这些材料才能首次从参加者的视角描绘出一次中国的反叛。作者使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精湛的叙事技巧给了我们一个社会史的优秀成果，还第一次全面研究了尚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千年末世思想。在这第一本以明清时期欲文化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书中，作者认为只有全面探索那个时期有关欲望的种种新观念的情况下，才能就明清小说作为一个特殊叙事文体作出深入地探讨。《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将这一重要文体的成熟和发展与那一时期有关欲望日益复杂的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书的前三章是有关欲望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性历史和理论的勾略。后七章则是一系列明清小说具体作品的细读，试图描绘出“欲”到“情”这在明清小说中极其复杂的发展轨迹。《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1774年秋，山东西南地区数千名男女跟着一个名叫王伦的宗教首领，发动了一场起义。依仗着据说可以护身、躲避枪炮的咒语，这些白莲教叛乱者杀了三个县的地方官员，并占领了大运河畔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临清，最后，起义者被清政府彻底镇压。《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作者韩书瑞运用了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来探究王伦组织的背景和叛乱的过程，精辟分析了白莲教在清代社会中的作用，并说明了其分支教派――清水教是如何为住在各处的信徒提供成就感和群体感的。在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之后，作者提出，起义的原因更多地是源自教派组织和千禧年信仰的动力，而不是社会本身的危机。《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这部引人注目的、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领域作了新的阐释：白莲教信仰、组织和活动的特性，清代与精英阶层相对的民众社会史以及宗教运动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那个复杂的社会和时代的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国近三百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是部概览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史学的分析论说为主要著述方法，同时吸纳了社会学重视结构变化和人类学关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读来既有得知历史事实的畅然，又有洞悉深层奥秘的明快。《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年鉴派学者“长时段”的概念，故而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1820年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后延伸到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此见出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求神问仙是中国中古时期宗教表达的重要形式，也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中古时期的仙和修仙者都被描绘成一群神秘、隐匿的人。而康儒博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的看法则大异其趣。康氏认为，仙并未脱离社会，仙仅仅是诸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宗教角色，且在这种映照之下得以成立。修仙者不是绝世的，他们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求治病救人、预测未来、述异志怪的能力。该书融合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和坚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在此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修仙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它对修仙作为一种社会氛围的描摹非常新颖，它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理解其他社会中的圣人角色也具有创造性。《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著作为切入点，通过发掘和探究这些文本内容的知识脉络，重新审视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史，揭示文人以书面文字记录工艺技术的目的所在，这一做法在中国知识传统中的角色及其影响。作者条分缕析地展开了宋应星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同层面，逐一勾勒了那些促其将实践知识转化为书面知识的诸多因素。作者也考察了宋应星如何获取、评估以及最终如何表述这些知识，同时阐发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在探究自然和文化时求理、求真、求信的方式和方法。作者还对宋应星的成果与其他中国哲人、文人著作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宋应星对知识与技术的探究方式虽游离于当时知识界的话语主流，却并非中国知识生成传统中的特例，而是与其他学者的著作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这些著作以一种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知识认知方式，让工艺技术知识登临学术与哲学的大雅之堂，成为学术探索中一个获得认可的领域。全书提供了中国千年学术历史的概观，阐释了技术和工艺在中国文化中担当的角色。在作者看来，技术与工艺知识是中国古老文明史中一个组成部分，它曾经为工业革命时代欧洲的技术发展输送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唐人如何吟诗:带你走进汉语音韵学》在日本，喜欢唐诗的人不少，那么在诗歌最鼎盛的唐朝，人们是如何吟咏李白杜甫等的诗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