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当毛姆作为剧作家、短篇及长篇小说家甚至社交名流均取得巨大成功之际，他将这些全部放下，远赴东南亚进行了一次长途而且相当艰苦的旅行。毛姆在逆伊洛瓦底江往蒲甘的船上偶然读到赫兹里特《论旅行》中的一段话：“妙哉！挣脱俗世与舆论羁绊——把我等那苦苦纠缠、令人烦恼、没完没了的自我身份丢于自然之中，做个当下之人，清除所有累赘——只凭一碟杂碎维系万物，除了晚上的酒债，什么也不亏欠——不再寻求喝彩并遭逢鄙视，仅以客厅里的绅士这一名衔为人所知！”顿如醍醐灌顶，遂决定写这样一本游记，并以“客厅里的绅士”为其书名。可是直到七年之后，他才真正提笔写成此书，并在“序言”中坦承：“本书不像《在中国屏风上》乃意外所获。书中记述的旅行为我所愿；但我起初就有意将之成书。《在中国屏风上》我写得开心。同类题材我想再试手艺，但规模要更精细，并采用一种我能赋予明确模式的形式。这是风格的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