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秩序的统一，本书提出，从以民事犯惩治为依归向以行政犯治理为核心转移，既是刑事治理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更是中国刑事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使命。而“三大统一”，即“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刑事立法扩张与刑事司法限缩相统一”“行民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相统一”，既是对中国宪法价值秩序指引下的刑法与行民等前置部门法规范关系的原创性发掘，更是以规制行政犯为核心的现代犯罪治理机制的本土性建构。唯有“尊重刑法”并“超越刑法”，进而回归“更加刑法”地重塑行刑衔接刑事规范体系，再造合作诉讼刑事程序模式，创新三审合一刑事审判机制，才能在破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治理等重大疑难问题的同时，构建中国化、体系化、一体化的现代刑事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