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者“我”的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像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病患。由于他的举止、生活习性都和老鼠相同，给他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阻碍了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婚事，使家人蒙羞，所以在带弟弟去看精神科医生无果后，一家人商量派叙事者“我”去“把弟弟丢掉”。但这一理性对疯癫的排斥却并不如福柯描述的那样理想化，也并没有因为弟弟被确定为精神分裂而导致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的破裂”。相反，从“我”带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甚至理性常常有被疯癫战胜、同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