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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白话文以来最好的杂文家,他老人家看什么都不顺眼,总爱用小匕首刺人,所以留到今天的照片里,他都是很严肃的样子,偶尔有一两张开怀大笑的,却也总是透出很苍茫的忧郁来。 全中国的杂文家,都拿鲁迅先生作偶像。所以写起文章都忧国忧民的很。 东方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有这种“忧郁的情结”。有青年人曾经问苏联时代的一位伟大导演,名字我忘了,好像拍过很著名的电影,“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导演?”那老头说,“你只欠一场牢狱之灾。” 我不是一个杂文家,我也不想等待一场牢狱之灾,但我生来只会写文章谋生。所以,我平时写一些“一本假正经”的财经方面的文章和书,偶尔手痒痒了,就编出一个叫“吴先生”的人物,然后让他四处招摇、碰壁、惹事生非。这个人的故事编得多了,就成一个虚拟的小社会,他有了太太,有了女儿,有了邻居、表妹和同事,他每天与时俱进,生命不息,搞怪不止,连滚带爬的好多年下来,事迹居然也蔚为大观了。于是,有了这本书。 这里要说明一下,“吴先生”跟“吴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之所以同一个姓,是纯属巧合。不过,他们说到底都是喜欢自作聪明的平凡人,这一点,全中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是白话文以来最好的杂文家,他老人家看什么都不顺眼,总爱用小匕首刺人,所以留到今天的照片里,他都是很严肃的样子,偶尔有一两张开怀大笑的,却也总是透出很苍茫的忧郁来。 全中国的杂文家,都拿鲁迅先生作偶像。所以写起文章都忧国忧民的很。 东方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有这种“忧郁的情结”。有青年人曾经问苏联时代的一位伟大导演,名字我忘了,好像拍过很著名的电影,“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导演?”那老头说,“你只欠一场牢狱之灾。” 我不是一个杂文家,我也不想等待一场牢狱之灾,但我生来只会写文章谋生。所以,我平时写一些“一本假正经”的财经方面的文章和书,偶尔手痒痒了,就编出一个叫“吴先生”的人物,然后让他四处招摇、碰壁、惹事生非。这个人的故事编得多了,就成一个虚拟的小社会,他有了太太,有了女儿,有了邻居、表妹和同事,他每天与时俱进,生命不息,搞怪不止,连滚带爬的好多年下来,事迹居然也蔚为大观了。于是,有了这本书。 这里要说明一下,“吴先生”跟“吴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之所以同一个姓,是纯属巧合。不过,他们说到底都是喜欢自作聪明的平凡人,这一点,全中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