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刑法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合理借鉴国外（不仅仅是德、日，也包括英美国家）最新理论，以建构精巧的刑法学体系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思考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巧妙地回应社会需求，使刑法理论尽可能与司法实务相照应，可能是更需要深思的复杂问题。而在上述关键点背后，都明显隐含着一个刑法的“学派之争”如何展开、刑法基本立场如何定位的问题。必须看到，德国刑法学之所以在今天令人叹服，与圆园世纪圆园年代之前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全面交锋、圆园世纪中期开始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学派之争”，就没有今天德国刑法学蔚为大观的理论构造。日本刑法学的发展也没有脱离这一规律。但是，在中国，从总体上看，刑法学者自身立场的一贯性还较为缺乏，没有一个统一的、基本的逻辑体系。例如，某些学者在分析疑难案件时，总是习惯于从主观要件切入；在论述行为论时，强调犯罪客观面的重要性，但对未遂犯的成立坚持主观立场；在涉及教唆犯时，赞成共犯独立性说或“二重性说”，主观主义明显成为指导观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立场的缺乏导致“学派之争”在中国难以展开。虽然欧陆刑法上的“学派之争”是一个多世纪前出现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刑法学如欲取得长远发展，就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并要有展开“学派论争”的自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