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庆元以后至殁前的五六年的时间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撰写《仪礼经传通解》，此中体现了一种与中年不尽一致的学术风气，可见其庆元以后学风渐向“汉儒之学”转变。这种新的学术风气已开清儒考据之先河，当属在传统语境下性理学遭遇理论困境之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学位论文的盲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对本文提出的核心观点均予以肯定。概括而言，本书主要论证了这样的观点：朱熹在晚年整理礼学文献时就已经发展出了接近于清代“汉学”的学术方法，即考据学本为朱子学所具足，这是晚明至清的考据学风兴起的一个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