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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至7月,我受郝春文教授主持的上海市重点学科“域外汉文古文献学”派遣,到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从事韩国古代汉文古籍的调查和研究。出国前,就能够利用的条件,对韩国古代汉文古籍情况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拟订的计划是做一个史部的目录提要。到达汉城大学,对奎章阁收藏做了初步了解后,立即放弃了原订的计划,决定将工作重点限定在高丽时期。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韩国古代汉文文献之多使原计划非半年时间所能完成。奎章阁现收藏各类古文献就达六万余种,韩国现存古文献总量可想而知,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文文献。直到1910年前后,朝鲜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与聘请的外国各类人才的合同等仍主要采用汉文,士大夫诗文和官私文书也主要采用汉文。史部文献中编年类、杂史、传记、地理志、官私文书等类史籍都达数百甚至千计,一一过手,几无可能。二是高丽文献数量相对有限,全力以赴,半年时间基本能做到对其有一整体的了解。我自己学习宋史,也希望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下高丽历史文献的情况。
2006年2月至7月,我受郝春文教授主持的上海市重点学科“域外汉文古文献学”派遣,到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从事韩国古代汉文古籍的调查和研究。出国前,就能够利用的条件,对韩国古代汉文古籍情况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拟订的计划是做一个史部的目录提要。到达汉城大学,对奎章阁收藏做了初步了解后,立即放弃了原订的计划,决定将工作重点限定在高丽时期。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韩国古代汉文文献之多使原计划非半年时间所能完成。奎章阁现收藏各类古文献就达六万余种,韩国现存古文献总量可想而知,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文文献。直到1910年前后,朝鲜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与聘请的外国各类人才的合同等仍主要采用汉文,士大夫诗文和官私文书也主要采用汉文。史部文献中编年类、杂史、传记、地理志、官私文书等类史籍都达数百甚至千计,一一过手,几无可能。二是高丽文献数量相对有限,全力以赴,半年时间基本能做到对其有一整体的了解。我自己学习宋史,也希望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下高丽历史文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