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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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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论述文章写作的总原则，及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和写作要求，并对自先秦至南朝宋、齐的重要作家、作品作了评价。本书一大特色是加入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和纪昀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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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
本书以十三个论题，从三个方面探索和研究《文心雕龙》为不断发展的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能提供什么。一是通过对《文心雕龙》的整体考察，说明其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经典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二是对《文心雕龙》的主体——总论、文体论和创作论进行具体研究，从而不同程度地落实《文心雕龙》到底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三是对现代龙学史的三个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文艺学为《文心雕龙》研究提供了什么，从而促进龙学的进一步更新和发展。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
本书通过多个论题，对《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话语进行综合考察，既着眼《文心雕龙》为不断发展的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能提供什么的问题，更强调《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研究的话语回归和还原问题。
百年“龙学”探究（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专刊）
本书以对百年“龙学”的全方位立体把握为基础，集中力量对中国大陆百年“龙学”*重要的成果和问题予以探究。对百年“龙学”的总体把握，尽量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貌，全力呈现其不同的时代特点。对民国时期的“龙学”，本书发掘出刘咸炘这位在“龙学”上不为人知的重要人物，具有一定的填补学术空白之功。对20世纪大陆“龙学”的重要成就，则提出“龙学”三大家（王元化、詹锳、牟世金）的概念，并对他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对当代“龙学”的发展和走向，则提出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多维视野的考察和研究，以还原《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中国文论. 第五辑
本书为以刊代书形式，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学术辑刊，全书按《文心雕龙》文论体系设置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知音君子”等栏目，另增“学科纵横”“文场笔苑”两个补充栏目，力图在全面展现龙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做到“西方引进的所谓文学观念，回归中国文论的语境，还原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从而原原本本地阐释中国文章、文学以至文化，发掘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放眼全球文化和文学，找到中国文论自己的位置”。
《文心雕龙》与中外文论
本书的“龙学”论文均来自《中国文论》集刊1—9辑，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仍可说是“龙学”近几年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十年来的“龙学”进步，其大趋势体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和更具包容性，随着研究主体的更新换代，“龙学”已经不仅仅是研究《文心雕龙》这本书的问题，而是初步显示出与古今中外的融会贯通，尽管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十分令人满意，但这一趋势是明显的；这正是“龙学”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编选这样一本论集的意义之所在。
《文心雕龙》学术史
《〈文心雕龙〉学术史》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的阶段性成果。书中对《文心雕龙》学术史进行了系统而简要的叙述，对1500年来《文心雕龙》一书传播、影响、接受和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梳理和概括，以主要力量关注《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显性及潜在的影响。书中创造性提出“龙学八大家”的概念，并集中力量介绍与评述其学术成就，力求在此基础上找到“龙学”发展的未来之路。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之一。《文心雕龙》的版本很多，但自从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以后，黄注本实际上已成为《文心雕龙》的通行本。近世对《文心雕龙》的校注整理大多以黄注本为底本进行，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等，皆是如此。但各家丰富的校勘成果也说明，黄注本作为底本实际上问题颇多。《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的整理译注者以范注本的原文为基础，参照林、陈两位先生的《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新校白文〈文心雕龙〉》，充分吸收近世诸家的校勘成果，特别是全面吸收唐写本的校勘成果，整理出一个新的《文心雕龙》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心雕龙》作了详尽的注释，并加以白话翻译，以之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新本《文心雕龙》。
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
本书为有关“龙学”的品质较高的专题论文集，荟萃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40多位“龙学”专家的论文共40余篇，基本反映了近30年来“龙学”研究的状况和成果。上编“‘龙学’三十年回望”主要是对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过程及主要创始人的回忆和纪念；中编“《文心雕龙》与儒学”则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心雕龙》与儒学的关联及相互间的影响；下编“《文心雕龙》之论”阐发《文心雕龙》的深刻内涵乃至专用术语的辨析。不少文章资料翔实，所论不落窠臼，学术参考价值较高。
文论巨典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 ”)，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 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为“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舂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人“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 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展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艺理论史上的一部奇书，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刘勰的生平故事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