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作者的搜索结果
当代宁夏诗歌散论
六盘云高，长河静流，在文学地理现场塞上宁夏考察新中国文学的地方经验，触摸每一个诗人或温柔、或深情、或细致、或热忱、或静穆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显现。在时代语境里考量一百多位宁夏诗人的精神遇合，从岁月沧桑与时代颂赞、塞上风物与人生情志、家国情怀与文化书写、后乡土时代的悲辛观照、玫瑰花冠与心灵的倒影、先锋姿态或日常化纪事等路向上透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宁夏地区70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收获，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风貌、抒情风格和个人创作，以及各种文学思潮对宁夏地域文学书写的影响等，多有学理的探讨和把握。内容涵盖当代宁夏诗歌、今人写的革命情志和现实意义并重的旧体诗词。本着“不能让诗歌批评远离了作品和读者”的原则，特别重视个人诗集的搜集、考证和批评细读。进而在中西诗学在场批评视域里对当代宁夏诗歌进行“诗与史的辩证”讨论和现代性省察，并对宁夏诗歌的未来发展趋向作出某种预想。这是一次沉浸于语言艺术的诗意之旅，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五省区当代汉语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为纯粹而坚韧的启蒙文学家。 鲁迅在近代文化转型的文艺启蒙思潮中开始建构自己的文化理想，其独特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倾向于小说杂家的文化个性，离不开历史和时代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塑造。他的文化选择贯通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启蒙思想之间的人文精神，激活了边缘杂学的民主思想，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多重的文化基因。因此，鲁迅文艺启蒙的人生选择和个性张扬，既体现了文化转型和学术嬗变的深层力量，又强化了现实关照和自我反省的文化使命感。 晚清报刊和小说杂志的文化影响力自然成为许多文人的价值取向和时代选择，阅读《新小说》、尝试过《新生》的鲁迅必然和《新青年》相遇，并将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鲁迅1927年定居上海，就是因为上海从近代以来形成了报刊和出版为主体的文化商业机制，可以支撑自由文人的职业化生活和精神需求。 不论从五四新文学的奠基来研究鲁迅，还是参照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来讨论鲁迅，总是会遮蔽鲁迅从传统而来的深层的学术文化情怀。《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兼论其小说杂家的文化个性》作为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选题，历经十年，笔者李生滨更深刻地认识到鲁迅杂家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民主和启蒙话语的复杂性。
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李生滨先生十余年批评研读“京派”文学和“京派”文人，体贴入微地赞叹说：“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 在这《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里，你会找到许多性情美好的人，他（她）们经历过曲折，但他（她）们的人生收获却五彩斑斓。《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珍贵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全新的“京派”文人及“京派”文人的艺术魅力。 “知识同权力，我愿意选择知识……”这不仅是沈从文的人生信条，也可以说是所有“京派”文人的追求。 “京派”文人最隐蔽却最应该厘清的一个特征，虽然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凝聚，但“京派”文人圈子具有更强烈的超功利的文化自觉，表现为艺术独立和纯文学的批评立场。 “京派”文人与作家，最后留存星云内核的，是一些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或倾向自由主义民主立场的现代知识分子。 “京派”文人与批评家所肯定、欣赏和提携的作家、学生、诗人，大多具有古典倾向和乡土特色，但因为追求文学的独立和纯粹，又深深地浸染着现代主义的艺术色彩。 也就是说，他们在最大限度地认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却又深情地怀恋并探究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古典的文化长廊里发掘具有现代价值的审美资源和人文精神。他们的成就和丰富，也源于此；他们永远的魅力和意义，也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