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秦晖（1953年12月-），籍贯广西龙胜，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80年代始，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1989年，获陕西师大青年优秀论文奖。1990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成果奖。1991年获中国高校教师霍英东奖。曾五次获陕西师大科研成果综合奖。
传统十论（增订珍藏版）
61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90.4%
本书收入的系列文章，其中有对于“反封建”“平等”这类“关键词”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演变过程的分析，但更主要的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笔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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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底线
61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90.7%
本书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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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
8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77.9%
本书为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学术大家主编之14卷《陕西通史》（1997年出版）中秦晖所撰写的部分内容，也即《宋元卷》全卷（秦晖为wei一作者）、《明清卷》明代半卷、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运动一节（秦晖为该卷第一作者），现将此两卷中秦晖所撰写的内容合为一本，并由秦晖重新撰写序言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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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之际：明清交替史文集
6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75.6%
本书辑录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一组研究文章，以纵向的时间轴论，集中于明末清初；以横向的领域而言，主要从“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几支政治力量的战时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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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
5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79.7%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 曼德拉传自成一体，讲述从曼德拉出生，到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的一段历史。 新南非十九年，评述南非自转型以来的历史，深度反思南非2008年骚乱事件、南非的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转型后的南非共产党在社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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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三版）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八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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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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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为利——求索住房与土地财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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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金雁作品套装（共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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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沧桑
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实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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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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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题精讲：传统十论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历史演变过程的阐述，基本上可概括为两点：一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从社会主义革命角度谈农民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要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合作化道路等。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不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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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无涯，行有制
这本文集的内容涉及农业与农村问题、改革与社会公正以及历史文化等三个方面。作者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视角，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和农民的境遇，揭示了农村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制度原因；探讨了中国转型期的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作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改革要高扬公正的旗帜，极力倡导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作者还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透视。无论是探讨农村问题，还是研究改革和社会公正以及历史问题，作者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问题的症结，为中国历史和现实把脉。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既流淌着人文精神的血液，又渗透着对世俗的关怀，作者既倡导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又深切地关注着底层大众的生活——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将人文关怀和世俗关怀统一于自由主义理念是秦晖同其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 “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制”则是要持守底线。成其是百姓之思应无涯，官员之行应有制。
新民说 临渊
贺卫方、王人博、吴稼祥、梁治平、季卫东、沈志华、许章润、杨念群、高全喜、仝宗景、秋风、傅国涌、杨天石、李菁、艾恺、梁钦宁、张鸣、王奇生、章立凡、王家献、沈志华、韩钢、潘鸣啸、刘小萌、高王凌、秦晖、金雁、马国川、余世存、毛喻原、李冬君、季国清、刘刚、阿忆、柳红等汇聚一堂，回溯历史，他们不仅深切关照当今社会的国计民生，也表达了“作新民”的思想理念。 《新民说：临渊》是一代杰出的头脑对繁复的近代中国做出的一次厘清，内容延及晚清、北洋、辛亥革命、大跃进、上山下乡直到当下现实，从此种意义上或许还可算作是一份近代思想观念的微缩史录。其中既有涉及社会新民与改革的冷峻思辨，又有对历史人事的史料还原，还有他们一代人冷暖人生的经验总结……
南非之魂—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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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开车学国学（2CD）
法家是我国古代与儒家、道家齐名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对中国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编成《韩非子》。这部奇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理论，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共同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政治理论体系，是揭示权力场变革法则的历史镜鉴，是权力场运行的冷酷法则，是帝王君主手中的法宝，是锐意进取者智慧之源。本产品中，著名历史学者秦晖教授以其深厚的学养追根溯源，纵横古今，解析《韩非子》所藏智慧，揭示法家思想精华，非常值得一听。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主要谈的是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一次改革中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最后两章才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我们的这个时代
《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 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因为没有专项家庭暴力法规，只能一次次容忍原谅至亲的伤害？ 因为主管部门缺位，只能每天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喝着被污染的水？ 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情做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讲述了二十五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不甘平庸，积极行动，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变，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书中提到了非京籍家长对教育平权的争取，他们征集签名，组成“争取教育平等权志愿者”，去教委请愿，搭建网络平台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说服教委，推动了北京市公布《关于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2010]12号）》，宣布全北京市范围内自2010年起小学升初中实行不分户籍电脑派位。 也提到了深圳西部通道沿线居民环保维权的行动，由2003年单个人上访无人理会，到组织起来培训环保志愿者，召开业主大会，举行千人集会、万人签名。最终，2006年夏，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工程暂停。2007年春节前夕，深圳有关部门修改了“西部通道”设计方案，使排放量降低，并承诺在通车后对污染情况实施长期监测。 《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作者寇延丁说：“观察过许多自助组织的发育，都会看到一条推己及人的轨迹，看到从‘自身权益与福利’到‘公众倡导’和推动‘政策改变’的演进。” 《共同的底线》： 本书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时代的稻草人》： 在“中国模式”响彻云霄的宣传与颂叹中，许知远以其一贯的批判语调揭露这个体制和时代的缺失，并把中国放到百年转型历史和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中，于是“中国大趋势”、“货币战争”背后的生意经凸显出来、“金融危机”与梁启超发生了关联、孔融与林妙可也能遥相呼应，制造业大国崛起的背后是被淹没的少女的青春……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批判包含着对自我的内省，让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内在的思想成熟。 《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 在《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中，来自台湾的多面手评论家张铁志，以一贯的睿智理性的批判笔调，挑战既成的政治、商业与文化权力，强调个人抗争和参与对时代改变的作用与意义。《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台湾民主化历程及其当代问题的回顾与评论，尤其关注台湾公民社会成长的曲折与艰难，以参与者与研究者的视角厘清大陆对台湾转型的部分误读；第二部分将视野推向世界，既反思民主与市场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关注反叛文化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无处不在探问时代正怎样改变，以及我们如何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大学精神档案：近代卷（下）
19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思想多元化的世纪。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人的发展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种种思潮风起云涌、异彩纷呈。它们推动的社会变革大大地加速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古老的中国也在这个世纪在被动的状态下走向开放……这些思潮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今天。在新的世纪，我们又应当如何去继承和反思这些思潮呢？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乃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 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本书包括：告别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起点平等的产权改革模式——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一、持续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二等。
天平集
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改革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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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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