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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全72册）

柏杨

3492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86.0%

以史为鉴，知兴替，明得失。柏杨耗时十年，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言，让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全书超过1500张地图及宫城图，让读者从图上读懂历史。柏杨查阅史书，增补历朝历代历史名家对相关事件的点评，又以现代人的观点独立撰述“柏杨曰”，使古今对话，思辨激撞，多方面、多角度解读历史事件。随文夹注历史典故、文化常识，标注今地名，帮助读者零基础读懂浩瀚巨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诚意推荐。

中国人史纲

柏杨

87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84.2%

《中国人史纲》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讲起，至20世纪初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为终，以100年（一个世纪）为纪年单位，是一部囊括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巨著。柏杨无意对帝王将相进行虚伪的歌颂，他舍弃所有无谓的谥号、尊号，把他们拉下神坛，直呼其名，视为普通的中国人去评判。同时，柏杨也把目光聚焦于被历史淹没的普通中国人，他同情劳苦大众、蔑视权贵军阀，以人性和人权作为唯一的立足点。因此，《中国人史纲》是一部有态度、有人情味的中国通史。我们能从《中国人史纲》中了解到五次影响了中国国运的重大转折：三次黄金时代（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李世民时期的盛世大唐，入关的满洲人建立的大清王朝）大分裂时代（大混战的五胡十九国与南北朝）大黑暗时代（高度集权、闭关锁国、钳制思想的明朝）正是这五次重大转折，奠定了中国的疆域、文化、价值观、经济结构、社会分层和国际地位。而通过柏杨的笔触对中国历史进行回顾时，我们也能发现，历史在不断重演，几千年来中国也总是在吃同一种教训：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四五十年，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中国走过了几千年，虽然历经沧桑，但仍然不屈不挠，正如柏杨所言：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昂然地仍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阅读《中国人史纲》，了解中国的过去，再去开创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

通鉴纪事本末（套装共19册）

柏杨

50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87.5%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全19册）是作家柏杨先生以《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为蓝本，把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间1362年历史史料重新剪裁、改编为177个大事件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自1983年始，柏杨耗时10年，将《资治通鉴》译写成现代白话文，编著编年史书《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由于编年史有其局限性，头绪纷披、错综复杂间，难以把握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故而，柏杨先生以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以《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为蓝本，以《通鉴》事件为主题，根据其前因后果重新剪裁、改编，完整记录177个重大历史事件，编成《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全19册）。《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保留了公元纪年、地名今注、官名今译、作者亲手增绘地图等特色，延续了作者犀利老到的文笔、独立不羁的学术风范。较《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更便于当代读者精准掌握事件始末。

柏杨曰（套装共3册）

柏杨

30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82.8%

《柏杨曰》是柏杨本人从72册《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精选862则，耗费五年时间编撰而成的，堪称《柏杨白话版》的精华版。《柏杨曰》可以说是《资治通鉴》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彩的人物加上柏杨最精彩的解读与分析。柏杨论史，一向以人性为本，藐视权力，向往自由，激情与理性兼存，思想与文字并美。《柏杨曰》一书史料运用独到，一事一议，角度新颖，语言优美，引人入胜；比教科书呈现更多历史真相，比传奇小说蕴涵更多人文关怀，是一部“现代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启示录”。

皇后之死

柏杨

5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61.7%

1979年6月起，柏杨开始在《台湾时报》“湖滨读史札记”专栏刊载文章，主题是“皇后之死”，后结集成书。介绍了中国上古以来到东汉末，共39位皇后妃妾的悲剧。 皇后，是世界上危险性最高的职业。在历朝历代宫廷斗争中，大批的皇后妃妾死于非命。宫廷是最最黑暗的人间地狱，“每个女人都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斗争”，但不论是由于在宫中翻云覆雨，终于惹祸上身；抑或是别人手中的一粒棋子，任其摆放，皇后们的荣宠大多短暂。帝王的好恶、进宫的过程、后宫的争宠，乃至于牵扯上朝廷政治人物的恶斗，一个宫廷中的女人，她再怎么内外双美，都难以自保，最终被毒死、被废、被杀，乃至于自杀、自焚，惨绝人寰，成为宫廷制度下的斑斑血迹。

帝王之死

柏杨

4人今日阅读 推荐值 83.5%

《帝王之死》共两集，首集《可怕的掘墓人》为柏杨1983年在美洲《中国时报》读史专栏“帝王之死”刊发的文章结集。次集《忘了他是谁》是因第一集内容尖锐被退稿，柏杨将退回残稿填充、续写所成。两集共介绍了从黄帝时代到战国末期，二十七位不得善终的帝王。 中国五百五十九个帝王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死于非命。而这些帝王惨死的真相里，往往没有儒家史书竭力昭示的威仪和体面。有史可据的帝王之死，固然鲜血淋漓；甚至上古时代的“禅让”神话，亦充斥着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故柏杨旁征博引，剥茧抽丝，力寻帝王之死于非命的真实缘由，夹叙夹议，说得读者如见其人，而各种败亡之果，亦昭然若揭。

元亨利贞

柏杨 蔡志忠

《元亨利贞:柏杨谈男女》主要内容：《易经乾卦》卦辞： “乾，元、亨、利、贞”。元亨利贞是《易经》中的四德，也是《易经》整个思想体系的根本，《易经》八八六十四卦，都可看成是一个循环运动，这个循环体系中有小的循环，也有大的循环，有自我的循环，也有大环境的循环。从第一卦的乾为天到六十四卦的火水禾济，整个大体系的循环运动，由剥而复，否极泰来，即使在困顿中，仍带有光明希望。就像离卦一样，两个太阳，一个太阳渐渐西沉，另一个太阳则是高高升起。这个卦的含义，就是要我们不要过于忧虑，勇敢面对周围的变化。 战国思想家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曾经批评人们以两三颗水果敬神就想要换得神明保佑，期待神明让其发财赚大钱的做法，认为这样的期待是不切实际也是不须期待的。能够掌握当下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差异在于，东方的思维建立在大的融通思想体系中，西方则是穷究问题，并找出对此问题的极限研究。如同孔子对子贡所说的，一以贯之的融通思想要比努力求取知识更加重要。面对今日世界的竞争态势，我们只有掌握系统研究才能保有优势。

丑陋的中国人 三部曲（套装共3册）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三部曲：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由柏杨先生两部作品《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天真是一种动力》合编而成，收录了柏杨生命Z后十年的作品。在这些文章中，柏杨依然幽默，充满智慧，不但继续深挖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且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现代人的亲情、婚姻和衣食住行上，从中可以看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和Z新成果。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三部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行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　　《酱缸震荡》是日本作家黄文雄和柏杨共同完成的，起因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后争论不休，译成日语后在日本又产生重大影响，加上黄文雄认为原书中有不少说法有待进一步阐明，乃有此计划性对话之展开。　　全书凡八十问，一问一篇，各有标号及标题，每篇前问后答，以不同字体编排，篇与篇并不必然有明显接续之关系，但同类相聚。书凡五类：酱缸震荡、酱缸文化、酱缸蛆惊蛰、仁义道德、中国的出路。从《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震荡"起，止于为中国寻找"出路"，中间三类大体是总论、思想家（主要是儒家）批判、仁义道德项目，从这里看，本书自成脉络，于柏杨的"中国人论"有重构、深化的作用。　　黄文雄之提问，言简意赅，有归纳有发挥，有时也会举一些柏杨未曾接触的数据和柏杨相互印证，他无疑是一个善问者，而柏杨的回答非常具体，有时一、二句话，四两拨千斤，有时要用五、六百字，阐释得非常清楚，也有回头补正前说的段落。　　这是一系列精彩而深入的对话，书的副题是"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以中、日文版同时出版，对于想进一步了解柏杨思想的人来说，应有莫大的帮助。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1部）：范睢漂亮复仇·汗血马战争

柏杨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1部）：范睢漂亮复仇·汗血马战争》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同时大为改进，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38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酱缸

柏杨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都是激烈的搅动者。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传统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

黄巾民变

柏杨

黄巾民变 （160－189年） 任何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的覆亡，都覆亡于高阶层的先行腐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每一个王朝或政权，全坚如铁石，如果该君王、该领袖不亲自猛下毒手，他的王朝或他的政权，就会永远屹立，安如泰山。 扼杀东汉王朝的主凶是十一任皇帝刘志、十二任皇帝刘宏。《资治通鉴》把他们的恶行细节，绘影绘声，一一记载。

柏杨品三国

柏杨

中国历史文化日益吸引人们的注意，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从历史典籍中吸取精神营养哲学智慧，享受阅读快乐寻觅审美情趣，已经成为一种高雅的时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学著作中，我们选取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的三国时代的《第1个宦官时代》、《三国周郎赤壁》、《诸葛亮北伐挫败》三本，加上《中国人史纲》、《柏杨曰》中的部分章节，辑选为这部《柏杨品三国》，以飨读者。

异域

柏杨

《异域》是由作家柏杨所创作的战争小说，内容以主角邓克保第一人称的口吻，娓娓叙述1949年国军自中国大陆撤退时，一支溃散的孤军如何在云南与缅甸边区丛林，建立起一片游击队基地，以及这一批孤臣孽子在生死边缘的绝境当中与命运搏斗，并且冀求反攻中国大陆的血泪经历。《异域》后来被改编成为电影，悲壮沧桑的情节令观众印象深刻，小说也在台湾销售数字也达百万册，是当时台湾文学少见的市场狂销，也是一部成功的战争小说。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柏杨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由柏杨先生的两部著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天真是一种动力》合编而成，收录了柏杨近十年来的最新作品。在这些文章里，柏杨先生依然幽默，充满智慧，不但继续挖掘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且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人的亲情、婚姻和衣食住行上，从中可以看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和最新成果。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爱情毒药

柏杨

《爱情毒药》一书保持了柏杨一贯风格，主要论述了女人、爱情、婚姻，充满人生哲理和妙趣。台湾中国时报插图画家李淑玲小姐所配漫画传神搞笑。

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

柏杨

《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帝王家为研究对象，可称作是最详尽的中国历代皇族家谱，它能“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的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备资料书与收藏经典！ 柏杨先生三部历史研究著作中的前两部——《中国人史纲》和《中国历史年表》，都已先后在中国内地出版，并在学界和读者之中引起了极佳的反响。其中，《中国人史纲》以其扎实的史料功夫、澎湃的史学激情，被读者誉为“中国人共同的家族史”、“当代华文世界的阅读图腾”。而《中国历史年表》按年纪事，脉络清晰，事件分明，可看作是“中国历史枕边书”，颇有司马迁《史记》之风。 此次最新出版的是其中第三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在这部作品中，柏杨先生以其深厚的史料研究功力，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皇后、亲王、公主做了一次地毯式的搜索，并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期，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全部以表格的形式加以详细整理。全书分七篇，包括：序表、帝王篇、皇位世系篇、皇后篇、亲王篇、公主篇、后表等，且有一些附表，大大小小总计二十余，堪称集“表”之大成者。

旷野

柏杨

《旷野》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人悲欢离合的爱情，它源自柏杨朋友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岳政芬在家人的反对下，和男友李士淳提出分手，痴情的士淳因此发疯。政芬得知士淳生病的消息，几番挣扎，终于答应协助士淳的家人帮助士淳康复。经过一段时间，士淳的病果然有了起色，然而在他俩结婚的那天，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谋杀案，士淳再度发病……　　 柏杨的小说，全部面对社会底层的各种生活位置上的男女，又都是不合理社会结构里人的无能逃脱的悲惨人生，还有人本身的丑和恶给他人制造的灾难；即使如爱情范畴的小说，也是更多地透析着上述两方面的决定性背景和因素。我便看到柏杨面对这些悲惨人群的凛然姿态，把这些人的命运遭际诉诸文字，向社会抗争和呐喊，柏杨的思想，柏杨整个的情感倾向，柏杨一双冷峻的眼光的关注点，都在社会大众人群里。

柏杨回忆录

柏杨

一般的回忆录大都是主角一生的传奇事迹、丰功伟业，《柏杨回忆录》却像是他自已一生的苦难、民族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本书由柏杨本人口述，周碧瑟女士执笔，全书文情并茂，颇有柏杨一向行文的风格，常见字字珠玑。 本书的童年部分及牢狱之灾的过程写得令人动容，相形之下，出狱后的部分显得无足轻重， 而童年部分及牢狱之灾部分的确也是全书的主轴，记录了一个灾难的时代，个人的生命在那个时代中无异蝼蚁。本书最可贵的是字字血泪，却未见声嘶力竭的控诉、怨恨，彰显了全书的人文关怀，希望那段恐怖的、黑暗的时代从此画上休止符。

西游怪记

柏杨

《西游怪记》以传统章回体的小说形式，将人们所熟悉的历朝人物或传奇人物集中到同一个时间场景，让他们同台演出。如此「怪诞」的构思，将古代名人「玩弄」于掌上的写作方式，颇合乎杂文作家柏杨的基本性格。柏杨的「异想奇思」来自以玄奘取经为中心故事的《西游记》，从取经回来开始写起，第一回即〈回国记〉，到第八回〈出发记〉皆以「记」为名，主要是记「大唐帝国通天教朝圣团」组成的前因后果，导演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从第九回〈红包国〉到最后第十七回的〈官崽国〉皆以「国」为名，才是「古国怪遇」的本身。柏杨原本开玩笑说想写到「千回百回」，没想到他自己「受难」去了，「朝圣团」离了官崽国，究竟到了「何方何地」？遂成永无「下回」可「分解」的遗憾。柏杨并不是想说些怪诞不经的故事博君一笑，而是批判社会病态现象：〈红包国〉讽刺红包满天飞；〈猛生国〉讽刺当时国人不知节育、猛生小孩；〈开会国〉批判开会成习，议而不决等；〈歪脖国〉写举国之民皆脖歪，原来是「公共气车」太少，老百姓歪着脖子等车之故也；〈西崽国〉讽刺崇洋 。

劣根

柏杨

《劣根：国民灵魂的桎梏》讲的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产生的种种丑怪之相。中国历来被赞为所谓的“礼仪之邦”，但柏杨却敢于提出“到底是什么邦”的疑问，文坛中"脱裤文学"产生的“妖风”，等等诸如此类的“恶风陋习”和现象，组成柏杨对传统反思的一部分。

三国鼎立

柏杨

三国鼎立 （221－235年） 本册包括三国时代的高潮，英雄人物诸如刘备、诸葛亮、张飞，以及魏延，相继死亡。但本册最大的贡献，是对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六出祁山”，作一精密的厘清，事实是： 诸葛亮一共有过五次北伐——在这五次北伐中，二出祁山。只有《资治通鉴》能为我们作出这种明确的叙述。

古国怪遇记

柏杨

柏杨（1920-2008），河南辉县人。一九五○年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一九六○年代用柏杨笔名，为台湾自立晚报及公论报撰写杂文，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社会黑暗面。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台湾当局以“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将其逮捕，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被释放。出狱后，继续为中国时报及台湾时报撰写专栏，并曾赴多国发表演讲，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作品类型广泛，含小说、杂文、诗、报道文学、历史著作、文学选集等，著作等身。二○○六年秋，宣布封笔。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异域》、《柏杨回忆录》、《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柏杨品三国》等。

楚汉相争

柏杨

本册恰恰包括公元前三世纪九○年代的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战火烧到全国每个角落。有史以来，中国人还从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大事接连发生。 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次改朝换代式的战乱，十年之间，即行结束。以后，中国人就再没有这种好运，每次改朝换代，杀戮惨剧，都会超过十年。

柏杨谈人生

柏杨

此係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版。同名之書，當時不止此本。稍早，吉林人民出版社88年4月即有《柏杨谈人生》https://www.douban.com/photos/photo/1015817739/，isbn7206001599，定價1.7元，177頁，封面爲都市男女，比此一封面設計的好看一些。

双叶丛书:我们的和弦

柏杨 张香华着/张昌华选编

本书为柏杨,张香华两人所著,内容包括:只缘身在此山中,小鸟啁啾而过,人生可恋,爱情如火,敬意和爱心,爱情如作战,五个问题,爱情与金钱等。

肥水之战

柏杨

1985年11月初版 《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二十六冊（377A.D.-393A.D.） 肥水戰役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可比之於西方的莫斯科戰役，而苻堅大帝，也可比之於拿破崙大帝，無論戰爭形勢、程序，以及最後引起土崩瓦解的結局，幾乎完全相同。不相同的是，苻堅大帝受中國傳統史學家的輕視，拿破崙大帝受全世界（包括敵人）的尊敬。 中國人對於敵人，一律稱為「盜賊」「寇匪」；一個剛謀反的叛徒，回頭稱他的主子如此；一個實際上確實是一股盜賊寇匪，對一個正式政府，也是如此；而一個正式政府，對抗暴革命的英雄志士，更是如此；《通鑑》上字字可證，使人嘆息。中國人很少把敵人稱為敵人，因為缺少自尊，所以從不會尊敬對手，而只會侮蔑詬罵，在本冊中這種現象尤其分明。 前言 柏楊版／資治通鑑 柏楊 肥水戰役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可比之於西方的莫斯科戰役，而苻堅大帝，也可比之於拿破崙，無論戰爭形勢、程序，以及最後引起土崩瓦解的結局，幾乎完全相同。不相同的是，苻堅大帝受中國傳統史學家的輕視，拿破崙則受全世界（包括敵人）的尊敬。 中國人對於敵人，一律稱為「盜賊」「寇匪」；一個剛謀反的叛徒，回頭稱他的主子如此；一個自己是盜賊寇匪，稱他們的正式政府，也是如此；而一個正式政府，對抗暴革命的英雄志士，更是如此；通鑑上字字可證，使人嘆息。中國人很少把敵人稱為敵人，因為缺少自尊，所以從不會尊敬對手，而只會侮蔑詬罵，在本冊中這種現象尤其分明。 一九八五一一五

倚梦闲话

柏杨

本书内容：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有点

女人，天生是尤物

柏杨

《女人，天生是尤物》、《女人，危险的投资》、《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三本书，几乎涵盖了柏杨先生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女性审美、女性婚姻情感、女性心理的精彩论说。《女人，天生是尤物》中柏杨笑谈女人对自己妆容姿态的种种努力，细致到头顶发型千变万化、旗袍开叉长短、高跟鞋的粗细高矮等等，其中透着男人的审美疲劳和无可奈何，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对女性的审美观念，女性的婚姻情爱，女性的独特心理等等有着诸多评论。他的此类杂文并没有因为内容是评述女人而变得委婉柔顺，还是读者所熟知的柏杨似的锋利畅快，尽数女人这比上帝还难懂的天生尤物。虽说是对女人的评头论足，却嬉笑怒骂男人因着女人而生的种种丑态，笑叹男人也薄命。犀利的文字撕开男人，女人伪装自己而披于外表的华丽袍子，笔锋直指人这种情爱动物或卑微或伟大或猥亵或美丽的隐秘内心。 一、 我们宣誓——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不但成为夫妻，互相敬爱，分担对方的快乐和忧愁。也同时成为朋友，而且是诤友，互相勉励，互相规劝，互相批评。 二、 我们领悟——愉快的共同生活，全靠心灵沟通，所以，我们一定善用言语，不仅表达爱心、关心，也使彼此藉语言加深了解，一齐成长。绝不粗声叱责，绝不用肢体代替言词，绝不允许发生婚姻暴力。 三、 我们认知——家庭与事业是夫妻共同经营的果实，夫妻对家庭的贡献等值，在家庭内或社会上，价值完全相同，社会工作薪俸无论多少，家务工作的薪俸都与其相同。 四、 我们同意——将来我们有子女，管教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尖锐对立的意见，一定会克制自己，去请教专家，绝不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希望的工具，也绝不用孩子来炫耀自己。 五、 我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安定的盘石，是孩子们成长最安全的温床，我们喜爱并尊重这种制度，并用事实和行动，维持它的尊严。 六、 我们警惕——婚姻生活并不多采多姿，它不但平凡，而且琐碎，如果不滋养珍惜，容易使生命憔悴，心灵伧俗，所以生活之中，我们一定保持适度的假期，与孩子一起长大。 七、 我们谨记——我们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对方的父母，不仅是回报养育之恩，也是培养自己人格的完整，为我们的下一代立下榜样。 八、 我们了解——我们将来会老，所以，我们从结婚这一天，就培养专业之外的其它艺术兴趣，如书、如画、如音乐，使我们的生命永远充实灿烂。

吓人的国粹教育

柏杨

教育，劈开文明桎梏的利刃，引领人类对自身进行新发现和变归，带给人类脱胎换骨的跃迁和升华。 堂堂大学，不管是私立的，省立的，或是国立的，几乎全成了“留美预备学堂”，或“美国大学堂先修班”，这还不算，青年朋友的眼光也越来越窄越短，千篇一律地希望走一条路，那就是，中国大学堂毕业后，考上公费或自费留学，如果考不上留学，则靠父兄关系……或参加其他凡是能够出国的团……或以球队领队，或以考察，开会等等名目，千方百计，跳到美国。 年欲九十的柏老依旧双目有神，文章犀利幽默，甩开针针见血的犀利笔锋，针砭时弊，入木三分，颇有鲁迅之风，而“他的杂文将他的文笔功力发挥得最淋漓尽致”（柏杨夫人张香华语），因此，其文章便兼具思想性、可读性、知识性和艺术性于一身；文章更是具有十分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内涵。显示出先哲般的洞明和一股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如此的魅力，历久而不衰。两位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的读者群，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会让广大读者失望的。

马援之死

柏杨

马援之死 （35－79年） 中国历代元首懂得官场的人多，懂得政治的人少。有政治艺术修养的，更屈指可数。仅就不杀亲密战友这一点，我们真不明白，以后的一些君王，为什么不能以刘秀作为榜样？再一次证明，历史的教训在政治运作中，功用甚微。就连刘秀先生自己，也把不稳舵，不久就又任命马援先生南征交趾（越南北），结果被小报告挑拨得天翻地覆，虽然没有大开杀戒，但破坏了他的初衷。

天涯故事

柏杨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就像每个孩子都曾向妈妈提出过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妈妈给孩子的答案尽管不同，可是背后的事实却只有一个。而神话的构成，比妈妈答复孩子这个问题的空间更大到无限。正因为此，神话是一个民族想像力的呈现，它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的DNA，就好像什么样的土壤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树、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一样。天地太神奇，宇宙无限奥妙。神话，是这块神秘大地孕育出来的奇葩。神话，是人类对于威力无穷的大自然赋予我们神奇现象的自我诠释与理解，也是人类思考、人生观的形象化。 今天的资讯这么发达，阅读可以无远弗届，科技给我们开拓了另外一个想像空间，人可以用密码、奈米虚拟出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但先人留下来的神话，可能更会突显人性的幽微，所以我特别要把这一本《天涯故事》献给有福的读者朋友。

柏杨说文化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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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该他喝酪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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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罗冷

柏杨

《莎罗冷》写一对年轻夫妻,偶到龙水塘，揭发了四十年前发生在莎罗冷岛的一桩谋杀案。薇薇第三纤细，对为她治疗的葛医师产生了怀疑。在发现自己的恶行被揭发后，葛医师坦承了自己在四十年前为了和旧爱美琪在一起，设计将美琪丈夫害死，而他的爱人却为了救自己的丈夫亦命丧黄泉。葛医师在道出这桩陈封已久的往事后，作者安排了同样发生在莎罗冷岛的船难，葛医师为了救人实现了最后的救赎，薇薇也在这一次的救难行动中丧生。

匈奴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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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崛起 （前200－前161年） 似乎是上帝注定的，每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同样强大的敌人。中国也不能例外，西汉时中国的敌人是匈奴，唐朝时是突厥跟吐蕃，宋朝时是辽国和金国，明朝时是女真，清朝时中国的敌人犹如倾盆大雨，更不得了：英法美德俄日，以及小如绿豆的比利时、荷兰。 然而，比“匈奴崛起”更重要的一件事，也同时发生，那就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无论什么思想，只要定于一尊，不准批判，灾难就无穷无尽。留意以后史迹发展，就可看出这种毒素，在中国人身上，逐渐发作。

鬼话中国正史

柏杨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 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 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 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 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 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 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 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 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反说西方取经

柏杨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 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 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 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 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 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 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 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 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西窗随笔3

柏杨

《西窗随笔(3):神魂颠倒集、心血来潮集》内容简介：《神魂颠倒集》谈离婚、老人的寂寞、三种择偶标准各异的女人类型、爱情的试探、红颜薄命，以及女人的美貌，主题大致围绕着婚姻发展。柏杨分女人为见钱眼开型、艺术气质型、不求甚解型三种，指出大多数女人都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大而化之，而见钱眼开型当配老板经理，穷文化人则有艺术气质型的女人欣赏，如果错配，都是不适合的婚姻。至于离婚，虽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能不就不”的行为，却也是拯救苦命配偶的唯一方法。他更分析一种“拖”式的拒绝离婚，阐述其本质并不是因为爱情太多，而是利润太少，恶婚姻自当愈早结束愈好。在经营婚姻上，柏杨主张在婚前应多加选择，而婚后则只能冷眼旁观地考察而不应该加以试探。 《心血来潮集》从刘世昌《嫉妒——中国社会最大的恶德》一文开始，分析嫉妒的本质，言嫉妒为邪恶的眼睛，“人类有这种邪恶的眼睛，人类就变成了一个大醋缸，既浸入，又蚀己，弄得毒菌四溢，不成人形”。他并阐论嫉妒不同于爱慕，“嫉妒的心理基础是恨，爱慕的心理基础是爱”；嫉妒也不同于竞争，盖“嫉妒是‘向下拉’、‘向后拉’的，而竞争是朝着目标向前”。最后，补充刘世昌所提之外尚有四种化解嫉妒的方法。柏杨由邮局甫颁布的邮差不上楼政策，谈及公寓的现代化问题，指出“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孑孓先生”一词则是柏杨转用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中所用名词而来，用以讽刺识见短小的“绊脚石集团”，盖孑孓“自己小小动物，在水坑里左右踢腾，勇不可当，可是顶多踢腾成一个蚊子，再踢腾也踢腾不出一条龙来。于是就整天担心别人有身价，别人成名矣。用尽方法，不使别人抬头”。

人一生要读的60篇随笔

柏杨 [黎巴嫩]纪伯伦

《人一生要读的60篇随笔》精心选配的300余幅契合文意的图片与编写体例和艺术设计等多种要素有机结合，为读者打造出一个彩色的、立体的、极具文化魅力的阅读空间，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和文化熏陶。

官崽

柏杨

穿鞋与光脚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的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于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